《大唐语林》记载：有个深得唐玄宗欢心的“方伎供奉”，他的女婿王如泚参加科举。他就请求玄宗开恩帮着女婿及第（录取）。玄宗答应并命令礼部：本科考试须取王如泚及第。试后，负责科举的礼部侍郎将皇帝钦点王如泚进士的情况报告给宰相。宰相问：“他的文章能达到录取的标准吗？”侍郎如实回答：“介于及第与落第之间。”于是，宰相说：“那就不能让他及第。科举是国家取才大典，怎么能凭皇帝一句话，就把功名与人？”宰相否决之后告知皇帝，玄宗只好取消成命。得到皇帝钦点的王如泚自以为稳操胜券，在家中大宴宾客，却接到落第的消息。
这的确让人对这位宰相肃然起敬。在中国历史上，唐代宰相制度深受后人推崇。唐之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若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机务等名就是名副其实的宰相。唐宰相制度较之两汉有很大发展，较之南北朝更完善成熟。高帝之世，是唐宰相制度形成阶段，宰相风采已显端倪；太宗至天宝之初是完善阶段。那么，唐朝宰相都有什么样的权力？
废立太子和皇后须经宰相同意。废立太子、皇后，看似皇帝个人私事，但在唐朝都要征得宰相同意，方能获准。永徽五年（654年），高宗欲废皇后立武昭仪（就是日后的女皇武则天），就和武昭仪到宰相、太尉长孙无忌家“走门子”，又是欢饮，又是封赏他的三个儿子为大官，还送了十车金宝缯锦的重礼。高宗百般讽喻，长孙无忌就是不搭茬，高宗碰了个钉子扫兴而去。武昭仪又让她母亲杨氏到长孙府，多次请求，无忌始终不答应。礼部尚书许敬宗也数劝无忌，竟然遭到声色俱厉的批评。迂回之术失利，皇帝不得已，为了废立皇后的事只能和宰相短兵相接了。第二年——永徽六年（655年），高宗召开“宰相会议”旧事重提。褚遂良仍然坚持不能废黜皇后，以致皇帝恼羞成怒而散会。第二天高宗又继续此议题。褚遂良对皇帝说：“陛下一定要换皇后，请从名门望族选后，为什么非武氏不可！”并且当众揭了武氏“经事先帝”的老底，说罢放下笏板，叩头流血说：“把这官职还给你，放我回家种地。”高宗大怒。躲在帘幕中的武昭仪怒不可遏地大喊：“干吗不扑杀这畜生！”长孙无忌对皇帝说：“遂良是太宗的顾命大臣，即使有罪也不可用刑！”在场的官员吓得不敢出声。可见，皇帝想让宰相支持他的不合理的动议根本不可能。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备受唐玄宗宠爱的惠妃向皇帝进谗言陷害太子。玄宗大怒，就告诉宰相要废掉太子。宰相张九龄引用历代废储引发动乱的教训，警告皇帝不能废储。玄宗无可奈何。惠妃无奈，又悄悄派亲信游说张九龄，并暗示他帮助废黜太子，就可以永保相位。张九龄痛斥说客，并报告玄宗，皇帝为之色动。
这种斗争从迂回出击到短兵相接，无论其结果如何，足见唐朝宰相制度的严格。
皇帝诏令不经宰相即为非法。诏令是由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起草，草拟的官员如果认为不妥，有权拒绝起草。诏令起草出来，要经过门下省核准，如果认为不妥，就可以退回中书省。只有通过审核，才可以送到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接到经门下省审核的诏令，如果发现不妥，也有权拒绝执行。皇帝旨意要以书面形式下发，看似皇帝金口玉言的书面化，其实并非那么简单。
皇帝任命官员必须经宰相批准。在唐朝，任命官员一直是经尚书省有关部门初拟，报中书、门下两省宰相审核，报由皇帝“进画”（批准），再经宰相下达到具体的工作部门。这个制度一直严格执行，到唐中宗时却出现例外。他不经两省宰相径自封官，身为皇帝也自觉不妥，不敢用装诏书的正规封袋，也不敢照常式封发，只能改用斜封，所书“敕”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史称“斜封墨敕”；所封之官也被讥为“斜封官”。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先后揭发“斜封官”一千四百多人，闹得这位破坏制度的皇帝狼狈不堪。景云元年（710年），刚登基的睿宗皇帝批准了宰相姚崇、宋璟等关于全部撤销前朝“斜封官”的奏议，中宗时代的“斜封官”终被悉数罢黜，宰相制度得到进一步坚持。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春，户部长官职位出现空缺，正巧碰上京兆尹韦澳给皇帝奏事，皇帝觉得这个人合适，就想让韦澳接任户部长官。面对户部长官这样的肥缺，韦澳却坚辞不受，让宣宗大为不快。后来，韦澳说明原因：“皇帝不和宰辅商议，私自想重用我，别人肯定会说我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到提升的，那我怎么替自己辩解啊！”可见在唐朝，宰相在任命官员过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认同和支持的。
皇帝继承帝位的合法性须得宰相认可。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刚刚登基的武宗皇帝准备发布登基册牒，这种诏书上按惯例要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宰相）联名签署才算合法有效。武宗继位颇具传奇色彩。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晏驾，太子年幼，大宦官另选择皇位继承人，本来想迎立年长的安王。迎驾的宦官按照宫中定策“迎大者”，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把颖王立为“皇太弟”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武宗。宰相们也因此对武宗继承帝位的合法性表示质疑。当朝宰相之一的谏议大夫裴夷直看着武宗皇帝的登基册牒就是不肯签名。虽然《资治通鉴》取《武宗实录》把这事巧妙地记载为“漏名”（忘记签名），但可以想象这么重要的公文作为当朝宰相怎么会“忘记”。对此，《新唐书·裴夷直传》是如此记录的：“视册牒不肯署。”武宗皇帝终无计可施，只好找别的借口把裴夷直贬为杭州刺史以解胸中不满。由此可见，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宰相签署册牒的重要性的；同时宰相也十分珍视自己的署名权。因为，他们双方都知道，这关系到皇帝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据《资治通鉴》记载：“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可见这也是一项制度。
延续289年的大唐王朝，前期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中期“安史之乱”之后，之所以唐室能够光复再造；后期，虽然出现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但依然能够做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关键都是因为当朝的宰相制度。无论国力鼎盛，还是国势衰微，无论明君在上，还是昏主乱政，只要宰相的职权能够行使，就能维持国家政治的运行。就连岌岌可危的晚唐时的宰相郑畋都感慨万端地说：“国祚安危，在我辈三四人画度。”可见唐朝宰相在整个王朝中的中枢作用。
（编辑：于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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